在毗邻广州三叠纪公园的广州市第二老人院内，60岁的聋哑老人余伯手指熟练地敲打着手机屏幕股票网上配资平，通过一个个视频向社区工作人员展示自己的新房间。
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整洁的床铺上，他比划着“满意”的手势，脸上是久违的笑容。
这个曾因无监护人签字无法入住养老院的孤寡、听障老人，如今在广州市荔湾区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（下称“和谐中心”）和园中园社区创新的“社会监护+社区监督”模式下，通过意定监护解决了养老难题。
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，民众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。新华社发
随着老龄化、少子化加剧，传统的家庭监护模式面临严峻挑战，不仅是孤寡老人，一些空巢、独居等老人晚年护理的需求也在增多，这不仅带来了对医疗、养老、社会保障等基础设施的压力，更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管理、法律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。
一些老人家甚至因为没有监护人的签字，无法动手术、入住养老院。
谁能为他们的晚年做主？
随着社会上监护需求的凸显，意定监护制度的出现，让长者能在自己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时，按自己意愿寻找未来的监护人，其中也包括新出现的专业化社会监护服务机构。如今，这一新兴制度正从法律文本走向现实生活，为特殊群体的未来撑起一片天空。
“能进养老院，我愿意让你们来当监护人”
孤寡老人余伯正在尝试一种新型的养老方式，给自己找一个监护人，亲属没有合适的，他就将目光转向了社会机构。
看着微信群里余伯时不时更新养老院里的种种“新鲜事”，园中园社区党委书记钱毓蓉终于放下了心。
余伯是一名孤儿，早年被养父母收养后，一直在白云区生活。二十多年前，余伯的养父母相继离世，未婚的他也没有子女相伴，平时生活多靠表姐和手语老师的儿子帮衬。
去年，因为公租房调整，余伯搬到了荔湾区的园中园社区居住。或许是离开了熟悉的环境，余伯变得敏感、焦虑，白天也没少往白云区跑。社区社工在日常走访中发现余伯的困境：独居老房内堆满了杂物、频繁往返医保局办理业务、时不时用手机搜索养老院信息。
“他用写字板告诉我们‘想住养老院’，我们也怕他一个人在家出事。”钱毓蓉说，余伯每月只有3000元左右的退休金，去私立养老院明显不太现实。而要入住公立养老院，余伯就必须给自己找一个60周岁以下的监护人。但余伯日常两位“帮手”年龄渐长，承担不了这个角色。
蔡盛陪同长者回养老院。 受访者供图
根据《民法典》规定，对于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，监护人可由民政部门担任，也可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村（居）委会担任。
但是余伯还有一位表姐，并非没有法定监护人。表姐目前也还有监护能力，社区不能直接担任余伯的监护人。
“不安的余伯经常跑各种政府部门，沟通不顺畅就现场打电话给我们。我们每周都会接到1-2个关于他的电话。”面对余伯的困境，钱毓蓉他们也很着急。
今年4月份，园中园社区了解到广州市荔湾区民政局下属的和谐中心，可以提供意定监护的服务，便带着余伯找到了和谐中心主任蔡盛。为了方便沟通，双方请来了手语老师。
“只要能进养老院，我愿意让你们来当监护人。”余伯比划着手语。
有一种关系叫“代理人与未来监护人”
由社会组织监护、社区监督的创新养老模式，在广州是一种全新的尝试，将为老人带来怎样的服务和保障？
在公证处的见证、社区的协助下，和谐中心着手为余伯办理意定监护的手续。由于余伯目前还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所以和谐中心担当他的“代理人与未来监护人”。鉴于余伯经济压力较大，和谐中心为其免除了前期的材料费，仅以300元一次的价格收取线下服务费。
三方以余伯的利益为核心进行深入的协商。为避免老人财产管理引起不必要的纠纷，以及确保余伯的余生都能得到适当、稳定的社会监护，大家决定建一道防火墙：再找一个“监督者”。
“出于保障被监护人权益，我们也不希望承担财产管理工作，必须按照人、财分离原则，设立监督机制。”蔡盛说，之前的案例一般会由亲戚做监督，但余伯的亲人年事已高，所以和谐中心也希望社区能承担起这个角色。
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，钱毓蓉专门找了街道办负责人进行商量。相关负责人认为，由社区作为监督者一方面具有公信力，另一方面当社会监护机构出现问题，社区也可以行使一些法律权利来保护余伯的权益，为老人家“兜底”。
如此一来，一种“社会监护+社区监督”的创新模式正式实施。
“借助社区的介入参与，强化对社会监护行为的日常监督，能显著提升传统监护服务的公信力，在一定程度上打消老人及其亲人的多重顾虑。”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副会长、华南理工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文宏分析说。
蔡盛告诉记者，社区将监督监护人履行相关职责与负责财产管理。涉及长者的福利报销，也会由监护人通知社区进行办理。
余伯（左）在养老院有了自己的床位。 受访者供图
今年六月中旬，余伯终于如愿入住了养老院。
和谐中心作为“代理人与未来监护人”，不单纯只是余伯入院签字，更要追踪养老院服务情况，未来还要根据余伯的具体需求承担更多责任，比如医疗签字、转院治疗、陪诊等。
“刚刚他想外出购物，养老院按规定向我们报备，我们评估后同意，并提醒他按时返回。”采访当天，蔡盛刚刚接到养老院的电话，鉴于余伯目前神志清晰、有自理能力，和谐中心与养老院协商后同意余伯外出。
按照老人意愿，先做好医疗决策预案
意定监护并不意味着代替被监护人做医疗决策，而是事先针对各种可能面临的决策，按受监护人的意愿做了预案。
作为国内第二家、广东省首家专门从事意定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，和谐中心目前有16人正式进入服务阶段。除了余伯以外，还有另一名荔湾区的长者也接受了“社会监护+社区监督”的模式。
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底，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.1亿人，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2.0%。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，2021年我国老年人中独居的占14.2%，仅与配偶居住的占45.5%。
在文宏看来，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加剧，在可见的未来，家庭养老与社区养老将逐渐成为主要形态，社会对意定监护制度的需求也会呈现紧迫且多元化的趋势。
荔湾区是广州市的老城区，也是全市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区之一。以余伯所在的园中园社区为例，常住人口4400多人，近30%属于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，孤寡、独居老人有二三十位。
家庭空巢化导致老年人照护和监护资源不足，使得老年人面临监护不当或缺失的问题。
“我需要做个手术，身边没有人能签字。现在手术已经拖了一个多月了，你们能帮我吗？”今年刚满60岁的林伯没有子女，早前不幸被检测出癌症，医生根据病情建议其做脏器切除手术。但手术就需要一名监护人，家里的兄弟姐妹却不愿意签字。
“他们不是不愿意照顾林伯，事后也为他做了各种护理。”蔡盛说，但是作为监护人，面对手术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，需要跟医生交流，现场做出决定。对于年龄偏大的家属来说，这种决策的心理负担非常大。
蔡盛接受长者咨询。受访者供图
意定监护并不意味着代替被监护人做医疗决策。在公证处的见证下，和谐中心和林伯签订专门的医疗授权文件，事先针对各种可能面临的决策，按林伯的意愿做出了预案：如果需要可以进入ICU，但不希望在预后不良的情况下仍坚持治疗等。手术那天，在蔡盛和亲人的陪同下，林伯顺利地完成了脏器切除手术。
“在日常我们的接触中，需要监护的除了失独、孤寡老人外，还有一部分长者的子女无法承担监护责任，他们对意定监护的需求同样迫切。”蔡盛说。例如有个案的子女长期居住在澳洲，70多岁的母亲却不愿意离开广州。
“他们会希望我们提供一些支持，不单纯是解决监护人签字的问题，还要时不时带他们的母亲出去逛逛、到医院进行检查，相当于社工的角色。”蔡盛说，当受监护人出现紧急情况，和谐中心还可以作为“缓冲带”，将现场情况通过线上告知他们，并落实他们的处理方案。
全国专业化的服务机构仅有5家
意定监护机构目前数量有限，全国专业化的服务机构仅有5家，覆盖面不足导致难以形成有效供给。
2021年，意定监护被写入《民法典》，适用范围由此拓展至成年人，回应了独居老人与特殊家庭的迫切需求。也是在那年底，继上海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之后，全国第二家相关机构——广州市荔湾区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成立。
然而4年过去，据蔡盛透露，全国专业化的社会监护服务机构仅有5家，社会监护服务的发展仍面临重重困境。究其原因，蔡盛认为，一方面是目前监护制度实施还缺乏细则与操作规范，一方面是社会对监护内涵、意定监护制度的理解还存在差距。
“大部分老年人、家属以及基层服务单位不知道、不了解意定监护制度，更不知道有专门提供社会监护的组织。”蔡盛说，和谐中心成立至今，已接受过数以千计的咨询。咨询者虽然意识到自己会有需要监护人的一天，但对自己什么时候会丧失民事行为没有概念，或仍抱有请亲朋好友担当监护人的想法。
正因为这种回避心理和往往事与愿违的期待，许多长者可能错过了启动意定监护的最佳时机。和谐中心虽然提供的是有偿服务，但在需求与供给无法实现匹配，咨询多、签订少的现状下，也明显有“入不敷出”的担忧。
据蔡盛介绍，和谐中心的运作主要依靠成立时的自筹资金和个别捐助，通过申请政府的公益创投，也缓解了部分资金压力。他希望，政府能为社会监护组织的发展，提供较为稳定的支持政策与培育资金。
“意定监护机构数量有限，难以形成有效供给。”文宏表示，目前专业机构总体规模偏小，覆盖面不足，导致大量潜在需求无法及时对接服务，形成明显的供需缺口，制约监护制度的实际落地与普及。
广州市荔湾区第二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“余生守护”普法讲座。 受访者供图
基于此，文宏认为要推动监护制度健康发展，应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发力：一是健全法律法规与行业标准，明确准入门槛和职业要求，防范违规与滥用；二是加强对监护行为的持续监管与评估，形成制度化监督体系；三是通过政策倾斜、财政补贴等方式，支持公益性机构可持续运作，确保监护服务真正惠及老年群体。
“意定监护的本质，是用今天的理性规划，对抗明天的不确定性。而这份对抗的底气，需要法律、社会与家庭共同浇筑。”蔡盛说。
意定监护，为养老行业打开了一扇新的窗，也让更多人在人生最后的旅程中，多一条选择的路径。无数像余伯、林伯这样的个体在等待，等待更多社会监护机构的出现，等待政策细则的落地，等待一个“老去后不会成为孤岛”的未来。
延伸
意定监护助力解决
特需儿童家庭“监护难”
1997年出生的东东，一岁多便显现出与普通孩子的不同：说话晚、走路不稳，两岁后原本学会的几个单词也消失不见。儿子的退化症状让魏老师夫妇心急如焚。
在当时中国医学界还未对孤独症存在普遍认识的情况下，全国仅有寥寥五六个医生能够诊断。魏老师夫妇四处奔波，最终在长沙确诊东东患有孤独症且伴随智力障碍。
“当时不仅相关的医生少，康复机构更几乎没有。好不容易打听到北京有一家，但都要排队。”为了给东东更好的康复机会，魏老师毅然放弃了大学语文教师的稳定工作，创办了广东省第一家孤独症儿童学前康复机构。
然而，随着东东进入青春期，身体状况急转直下，肉碱缺乏恶症、地中海贫血症等多重疾病缠身，严重的睡眠障碍更是让全家人陷入崩溃。十天里，东东三四天昼夜无眠，其余时间也只能睡一两个小时。
魏老师、丈夫和阿姨三人轮班守护，不仅东东身边基本离不开人，魏老师的身体状况还逐渐亮起了红灯。魏老师开始关注保险和信托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保障自己过世后孩子的生活费用。
去年，魏老师在与外地家长的交流过程中，突然出现6小时大脑完全失忆，事后被确诊为腔隙性脑梗死。“那一刻我才意识到，我可能会比东东更早需要监护人。”魏老师说，作为心智障碍患者家庭，长辈没有子女作为监护依靠，几乎都面临着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——当家长老了，谁来为两代人做监护人？
在与身边多位亲戚沟通后，她发现亲戚因各种原因，难以承担这么大的监护责任。经过深思熟虑，她决定将一部分钱交给信托公司管理，而一家三口未来的监护委托给和谐中心，让中心的工作人员通过微信群日常打卡、交流提前介入生活，以方便在需求到来之际可以直接“转正”。
暮色中，魏老师朋友圈里东东的视频正逐渐清晰：这个曾被医生断言“生活不能自理、终生需要完全护理”的孩子，如今能在辅助下简单照顾自己，夜里也能安稳睡上五六个小时。
南方+记者 陈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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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湾区养老新探”系列报道
编者按
截至2024年底，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突破3.1亿，占总人口的22%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16次提及“养老”一词，“如何老有所养”不仅是民生之问，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。
老龄化浪潮下，国家政策频出，如何持续完善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，政策如何落地、企业如何破局、需求如何匹配……仍有诸多问题待解。南方+推出“湾区银发新机”系列深调研，从居家养老服务、老幼融合探索、智慧养老机遇等核心命题入手，看粤港澳大湾区如何探索“中国式养老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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